近日，由bevictor伟德官网王文靜副教授和bevictor伟德官网财經研究院曹明星教授共同撰寫的論文《BEPS十年：國際反避稅全球共治觀察》在中文A類期刊《稅務研究》2023年第9期上錄用刊發。以下為文章主要内容：

《BEPS十年：國際反避稅全球共治觀察》

——《稅務研究》. 2023（09）

王文靜¹ 曹明星²

（1.bevictor伟德官网；2.bevictor伟德官网财經研究院）

摘要：稅基侵蝕和利潤轉移（BEPS）行動計劃自2013年實施以來，對全球經濟體持續産生深入影響，全球超過60%的國家（地區）都已加入該行動計劃。在BEPS行動計劃實施的十年間，發達經濟體、發展中經濟體等不同經濟體共同應對全新的國際稅收治理挑戰，表現出差異化稅收治理行動，共識與分歧并存。本文測算了BEPS宏觀指标在十年間的變化，從路徑共識、目标分歧、策略挑戰三個維度探讨了不同經濟體反避稅治理的共識與分歧，最後展望了未來國際反避稅全球共治的前景。

引言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和二十國集團（G20）發起的 BEPS 行動計劃 2013 年開始實施， 旨在全力打擊跨國企業激進的避稅行為。BEPS 行動計劃實施以來，國際稅收環境發生了巨大變化，無論發達國家（地區）還是發展中國家（地區） 都面臨國際稅收改革的深度影響和全新挑戰。

經濟發展程度較高的國家（地區）不僅積極參與國際稅收規則重塑與改革，而且具備應對稅收變革的能力，因此成為BEPS行動計劃的核心實施主體，将近 50% 的 BEPS 包容性框架成員為高收入經濟體。經濟發展水平不僅決 定了一國（地區）在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中稅收治理的難易程度，而且深度影響該國（地區）在全球稅收利益博弈中的地位，也決定了 BEPS 包容 性框架下不同經濟體的差異化路徑選擇。

一、BEPS宏觀經濟指标的十年變化

BEPS包容性框架成員數量不斷增加，全球超過60%的國家（地區）都已加入BEPS行動計劃，全面開啟國際反避稅的共同行動。本文從跨境資本流動和知識産權收支關系等宏觀層面探究十年間潛在的BEPS風險變化情況，具體參考BEPS項目第11項行動計劃2015年成果最終報告所提出的識别BEPS風險的兩類宏觀經濟數據：一是外商直接投資（FDI）占GDP的比重；二是知識産權相關收入占研發支出的比重。

無論是基于FDI指标還是知識産權相關指标，均可以發現自2013年以來，在以高收入和中高收入經濟體為主的樣本中，潛在的BEPS風險不僅依然存在并且繼續保持增長趨勢。

經過十年全球共治行動，BEPS風險依然存在，意味着國際反避稅的全球共治實踐仍有待進一步深入優化。下文将從BEPS行動計劃的路徑、目标、策略三個維度進行深入剖析，以期探究不同經濟體在國際反避稅治理方面的共識與分歧，為後BEPS時代的全球共治提供更加明晰的方向。

二、國際反避稅全球共治十年實踐

（一）路徑共識：國際反避稅制度趨同

1.最低标準的行動一緻性和多邊合作的創新發展。在BEPS行動計劃的推動下，不同經濟體在國際反避稅建設及多邊合作方面取得突破性進展，主要體現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協調治理無序稅收競争，完善國際稅收制度建設。

第二，創新信息交換的稅收治理模式。

第三，多邊國際稅收治理合作取得突破性進展。

2.不同參與主體的反避稅治理共識。随着BEPS行動計劃的推進，國際反避稅共識在不同經濟體之間進一步凝聚。

3.應對數字經濟征稅挑戰的治理共識。超過97%的BEPS包容性框架成員已經加入應對經濟數字化稅收挑戰的“雙支柱”方案。

（二）目标分歧：稅收公平的多維延伸

在追求稅收公平目标方面，BEPS行動計劃從最初的反避稅定位以實現企業間的公平，再到“雙支柱”規則重塑以實現國家（地區）之間的稅收公平，公平的維度從微觀層面進一步上升至宏觀層面，并且不再局限于存量，進一步拓展至增量。在這一過程中，BEPS包容性框架成員達成了行動共識，也面臨更多分歧與挑戰。

1.企業間公平的現實扭曲。在微觀層面，大型跨國企業在新的反避稅規則下依然具備更強的稅收籌劃能力，企業間的稅負不公平問題很難徹底消除。在宏觀層面，伴随BEPS行動計劃的深度推進，嚴重依賴外資的國家（地區）尤其需要直面投資增長還是反避稅建設的抉擇難題。

2.國家（地區）間公平的規則難題。在發達經濟體與發展中經濟體之間，經濟實力差距背後的國際稅收話語權不對等關系，并未因BEPS行動計劃的實施而有所扭轉，甚至可能産生更大的稅收利益差距。

3.數字化增量公平的未知挑戰。數字經濟為實現增量稅收公平帶來不确定性和更多挑戰。

（三）策略挑戰：稅收效率的持續壓力

經濟發展不僅影響一國（地區）的稅收治理能力，通常也是政府稅收治理決策的重要考慮因素。

1.經濟增長與稅收效率的雙重治理需求。無論高收入經濟體還是中、低收入經濟體都面臨着提升經濟發展和稅收效率的雙重治理需求。中、低收入經濟體的企業所得稅收入占稅收總收入的比重通常較高，因此在國際稅收競争趨緩的背景下，這一群體面臨更為複雜的稅收治理難題。

2.新規則的政策效率影響。在BEPS行動計劃的深入影響下，很多國家（地區）實施了較大力度的稅制改革，由此帶來新制度、新政策下的稅收效率問題。

3.數字化的征管效率變革。對于中、低收入經濟體而言，充分利用數字化征管機遇是快速提升稅收治理能力、深度參與國際稅收治理的有效途徑，但是，中、低收入經濟體在技術創新和應用方面通常處于被動地位，因此面臨更多現實困難和障礙。

三、後BEPS時代兼具包容性與可持續性的全球共治前景

在後BEPS時代，構建基于人類命運共同體利益的國際稅收體系具有廣闊前景。充分尊重不同經濟體之間的稅收自治需求和自治能力，增強區域之間的稅收對話，構建更具包容性的稅收共治框架，才能更好地助推共治的可持續性。在最為關鍵的稅收公平分配規則方面，應首先探讨明确不同經濟體之間公平分配的基本原則和判定标準，構建動态評估機制，并且持續關注數字經濟增量公平問題。同時，可以通過搭建不同經濟體之間的數字化稅收治理能力協同支持機制，以數字化稅收征管技術為切入點，創新探索全球稅收共治的行動路徑。

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我國始終緻力于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現行BEPS包容性框架及行動計劃已基本确定，并且體現了我國參與國際反避稅治理的部分觀點，建議未來我國立足更廣闊的多邊概念，突破BEPS包容性框架的局限性，倡導更具公平性和發展性的全球共治理念。另外，建議把握數字經濟迅猛發展的改革機遇，以數字化增量公平作為抓手，預判數字經濟深度發展帶來的全新征稅難題，創新提出前瞻性的應對治理策略，持續幫助廣大發展中國家（地區）開展更為平等的國際對話和多邊反避稅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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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王碩

初審：李小榮

終審：肖鵬